2018年5月10日 星期四

山海經

   《山海經》約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是先秦文獻中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書。它記述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科學技術方面囊括天文、曆法、地理、氣象、動物、植物、礦物、地質水利、考古、人類學、海洋學和科技史等。而其中記載的醫學史料、藥物知識,對研究祖國醫藥學的萌芽和演化尤為重要。

  藥物種種敘述詳細據呂子方先生統計,《山海經》載錄的藥物數目,動物藥76種(其中獸類19種,鳥類27種,魚龜類30種),植物藥54種(其中木本24種,草本30 種)礦物藥及其他7種,共計137種。與《詩經》不同的是,《山海經》所收載的藥物有明確的醫療效能的記述。如《西山經》所載的杜衡,「食之已(抑制)癭。」 《中山經》所載的榮草,「食之已風」。山海經還記載了許多具有預防保健的作用的藥物,如《中山經》記載的青耕鳥,「可以御疫。」《西山經》記載的水族鮭, 「食之無腫疾」。《山海經》還記載說有的藥物具有滋補強壯的作用,如《南山經》所載的祝余「食之不饑」。《西山經》所載的穰木,「食之多力」。此外,《山海經》中還說有些藥物具有美容玉肌的作用。如《中山經》所載的荀草,「服之美人色」。《北山經》所載的天嬰「可以已座」。從用藥理論看,《山海經》所載的藥物功效,一般均一藥治一病,少數兼治兩種疾病。這提醒我們,祖國的中藥文化從單味應用到復方配伍,以至後來系統的配伍理論經歷了漫長的進化歷程。在藥物的用法上,《山海經》記載有食、服、飲、佩、席、養、塗、刺、去垢等,比較簡單,反映了中醫藥用藥途徑的原始風貌。

  疾與病——開中醫之先河《山海經》記載了包括內科、外科、五官科及預防醫學的 50餘種疾病的症狀,有的被後世中醫曲籍所採納。如癘、癰、疸、瘕、痔、癬、痿、蠱、瘧、癭等,已成為中醫學的專用術語。世界醫學現已規定,「痔」這個詞為肛腸病之一的痔瘡的名稱。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釋癭為「頸瘤也」。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甲狀腺腫大。釋疫:「發皆疾也」,指種類傳染病。釋癘:「惡疾也」 ,專指今天的麻風病,這些都反映了傳統文化與中醫的淵源關係。

  巫與醫——原始樸素的醫療活動《山海經》還中記載了許多「巫」。晉代的郭璞認為巫「皆神醫也」。在醫藥啟蒙的上古,巫與醫是集於一身的。《山海經·海內西經》載:「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丕凡、丕相……皆操不死之藥而距之」。可見,在醫學科學不發達的古代,巫醫以簡單的醫藥學知識和治療方法,雜以祈禱、禁咒祭祀等「祝由」之術,給原始補素的醫療活動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唐代詩人李賀《浩歌》中寫道:「彭祖巫咸幾回死」。巫咸指的是商朝名巫咸彭。《山海經·大荒西經》上說,鹹彭往來靈山采百藥,以祛疾療災。說明巫醫混雜,正是早期醫藥啟蒙階段的多元的歷史特點。《黃帝內經》誕生,標誌著巫醫兩者的解體,中醫藥學已具備了獨立分科的必然。但近年來,隨著認識的深化,人們對「 祝由」有了新的見解,認為其中包含著心理的治療,情志調攝和氣功導引的科學成分。

  針灸的最先報道者針灸學是中華民族對世界醫學獨特的創造與貢獻。針灸的起源很早,是從砭石療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山海經·東山經》說:「高氏之山…… 其下多箴石」。所謂箴石,不僅是原始的外科醫療工具,也是我國針灸術的萌芽。從石砭、骨針、竹針到青銅及鐵針,針灸工具的進化只是標誌著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大荒北經》還記載了氣功療法。說:「繼天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文中所說的食氣,指的就是氣功導引。與後世的「辟榖」當有淵源關係。

  《山海經》中的關醫藥學的記載,晚於殷墟甲骨文,早於《黃帝內經》和《五十二病方》。在中醫學的發展史上,《山海經》所載存的醫藥學信息,應該說有著特定的歷史環節的傳真和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山海經》的作者是誰?

  《山海經》是我國第一部描述山川、物產、風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神話傳說的大彙編。全書共十八篇,分為《山經》和《海經》兩個部分。《山經》即《五藏山經》五篇;《海經》包括《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大荒經》四篇和又一篇《海內經》。它以描述各地山川為綱,記述了許多當地的神話傳說。其中《精衛填海》、《誇父逐日》、《共工怒觸不周山》、《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黃帝擒蚩尤》等神話傳說,反映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因而早已成為全民族的精神財富。此書來源甚古,但作者是誰,至今疑莫能定。自漢代以來,大致有四種說法。

  一,最早介紹《山海經》一書的,是西漢的司馬遷。他在《史記·大宛傳》中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該書作者不明。

  二,大禹、伯益說。大禹、伯益是離今四千餘年,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人物。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新養時的劉歆,他在《山海經表》中說:「 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上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接著,《列子》中記載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東漢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說:「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記聞作《山海經》。「 《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記述雖有差異,但認為《山海經》系夏禹或與之同時的伯益所作,卻成為歷來的普遍看法。

  三,出於眾人之手,作於戰國,成於西漢說。宋代的朱熹在《楚辭辨證》中首先提出,中國古代的神話集中於《楚辭》的《天問》篇中,《山海經》是根據《天問》而作。王應麟進一步引述朱熹的觀點,認為「《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雲東向,或日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古代《山海經》確有圖畫,晉郭璞曾為《山海經圖》作《贊》,今《贊》尚存,圖已佚。)明人胡應麟說:「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塚紀年》之異聞。」以成此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 觀書中載夏後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余暨、下雋宿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今人袁珂則確切地說明:「以今考之,實非出一時一人之手,當為戰國至漢初時楚人所作。」並且提出:「除《海內經》四卷是作於漢代初年而外,其餘均作於戰國時代。」應當是一部長時期的集體合作的著作。

  四,近代許多學者提出《山海經》作者的新假說。衛聚賢《山海經的研究》和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等文認為,根據書中地名、物名、神怪圖像,以及稱書為「經」、「藏』等的說法,推斷此書很可能是從印度至中國各地的一路記錄。而這一記錄者,就是戰國時墨於的學生,印度人隨巢子。這樣,又為《山海經》的研究,開闢了新的探索思路。

  然而,《山海經》的作者究竟是誰?仍有待新的論證。

  《山海經》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

  《山海經》歷來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的一部怪書。全書分「山經」和「海經」兩部分:前者有《五藏山經》五篇;後者有《海外經》四篇,《海內經》五篇,《大荒經》四篇,共13篇。這樣一部體系龐大、內容豐富的書,它究竟為何而作,屬於什麼性質,應歸入何種門類呢?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按劉歆《七略》的分類,把《山海經》置於「術數略」的「形法家」。他們認為,此書是「大舉九州之勢」而求其「貴賤吉凶」,類似後世講究「風水」的迷信之書。這種分類,不夠確切,故後世多不取。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它是專記怪誕的神話故事的。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贊》中說。「《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首先指出其書的志怪性質。明代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進一步論道:「《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現代學者中也有主張它是記神話傳說的。如《大荒西經》中的女鍋,《大荒北經》中的誇父追回,《北山經》中的精衛填海,此外還有許多山神、海神、河神、水神、火神、風神、雨神、旱神,以及日月之神等等。

  另一種較有影響的觀點,認為它是一部巫術之書、記祭祀的禮書和方土之書。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山海經》……蓋古之巫書也」。巫在古代是宗教領相,是溝通人和神的,一切祈禱鬼神的活動都由他來管理。《山海經》中記方位、山川、道裡,是因為祭祀神靈的需要。其中《海外西經》還記:「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又記:「靈山。……十巫從此升降」。至於《海經》中所記海外殊方異域、神人所居、怪物所在,則是秦漢間鼓吹神仙之術的方土的奇談。

  自東漢明帝引見水利專家王景,「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後漢書·王景傳》),此後不少人就認為它是一部實用的地理書。隋唐史書的各種《經籍志》、《藝文志》,都把它列入「 地理類」。近世的許多學者,也都相信它是一部既有科學內容、又雜有巫術迷信成分的地理志,它記述了各個地區的山脈、河流,以及草木、鳥獸、礦藏等特產。

  然而清代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把《山海經》又歸入「子部小說類異聞之屬」。他們在《提要》中認為,』此書「道裡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此說一出,又引起不少人反對,因為它畢竟不是小說作品。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山海經》原是根據圖畫所作的說明。南宋朱熹指出:「《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其後,胡應麟、楊慎、畢沅等學者都從其說。觀書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確實是依圖述說。不過,現在所見的《山海經圖》都是後人根據經文繪製的。那末,原先的古圖究竟有那些?是否整部書都有古圖?它所據的古圖來自何方?流傳至何時散失?現在尚不得而知。

  至於《山海經》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也說法紛紜。西漢劉歆校定時稱其「出於唐、虞之際」,為禹、益所著。東漢時趙曄、王充都信從之。但書中有許多禹以後的事跡,以及秦漢時的郡縣名。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山經》的成書較早,約在戰國初期;而《海經》的寫作則要晚至秦或漢初。它可能是綜合各種口頭傳說材料,陸續編成。

  是志怪的神話,還是實用的地理書?是巫祝所記的祭禮,還是奇土所編的小說?《山海經》的原圖有多少,流傳的來龍去脈如何?它的作者又是什麼人,成書於什麼時代?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去認真探討。

  古怪離奇的《山海經》

  《山海經》是有名的傳世古籍,據說是4000多年以前,堯舜時代治水的大禹和伯益把他們遍游四方、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所成。傳說不足為信,何況學術界至今對它的說法不一,沒有個統一的評價。

  最早把《山海經》整理成文,並且公諸於世的是西漢時的劉向、劉歆父子,他們是把此文作為禹、益治水的記載來看的。甚至到了東漢時的王充,仍然這樣認為。但是,現在看來這實在是出入太大。書中分別記載了禹、益之後的很多事,還有稱「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漢時期的郡、縣名,也提到了戰國後期才出現的鐵。對此,隋朝時有人解釋為:都是由後人攙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雖然不知此說是否準確,但起碼可以說《山海經》不只是禹、益所作。現在學術界認為《山海經》的材料來源可能比禹、益時代更早。開始是口耳相傳,在流傳中不斷增加演變,最終在西漢時寫成文字。由此說來,可被稱為此書作者的可能會有幾個人或10多人。

  現在人們看到的《山海經)的突出特點是「怪」。書中記載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古怪離奇之至,連最早把它的名字載人史冊的司馬遷都認為它荒誕不經,難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說的就是由於它的文字不守規矩和不雅,所以那些做過官的,或者其他的有教養的人都難於啟口提到它。可能正因為如此,司馬遷在提到《山海經》的《史記·大宛列傳》中,再沒有什麼詳細的說明。

  而對《山海經》一書的定性,則古往今來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給它分類並劃定歸屬的當屬漢代班固作的《漢書·藝文志》,它在該書中被劃在數術略中的那種根據地域、人、物等形狀判斷其吉凶貴賤的「形法類」書籍之首。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卻被看作是經典地理書。東漢王景治水,明帝賜給他的地理書籍中《山海經》就赫然有名,而經過《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等分類檢索古籍的史書的登載,《山海經》是地理書似乎已成定論。

  只是到了明、清時期,各種新異之見才被提出來。明朝時雖然還沒有誰確切地重新給《山海經》定性,不過已有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一文中說:「《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到了清代學者編修《四庫全書》時,《山海經》已被定作小說,並說它是「小說之最古者」。當然,這裡提到的「小說」並非今日狹義的小說,而是指中國古代的廣義的小說。

  與此同時,道教徒們又一直把《山海經》看作神仙方士之言,並把它收入《道藏》。進入20世紀以後,接受新的思想方法的學者們開始用新的眼光來考察《山海經》。

  茅盾認為《山海經》是「一部雜亂無章的神話總集」。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的《神話與傳說》篇中則乾脆把《山海經》列作「蓋古之巫書也」。這種觀點影。晰艮大,被許多學者所接受,於是,形成今日對《山海經》看法迥異的兩大派別之一。他們認為《山海經》雖然記述了山川、異域,但是,大多是傳聞之辭,很難得以實證;它並不是以講述地理為目的,不能把它看作實用的地理書。同時,它雖然對後世志怪小說影響很大,但其本身不能算是小說。因而,只能認定它是一部巫覡、方術之書,是古人施行巫術的參考書。另一派學者則堅持傳統觀點,把《山海經》看作是地理書,甚至有人斷言《山海經》是「第一部有科學價值的地理書」。

  也有人兼顧兩派觀點指出:《山海經》「是一部巫術性的地理書」。

  《山海經》除了在作者、創作年代和創作意圖上存在著難解之謎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裹在迷霧之中。早在南宋時,儒學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 即推斷出《山海經》的文字之前是圖畫形式,它是根據圖畫記述而成書的。而明代的胡應麟、楊慎,清代的畢沆也都認為《山誨經)是(山海經圖》的文字說明。這種說法,至今還沒有被考古所證實,今天所見的《山海經圖》都是《山海經》成書以後所繪製的插圖。不過古書記載中,確實時不時可見有關《山海經圖》的線索,似乎古代曾有過一部《山海經圖》,但是,現在人們既無法確定這部《山海經圖》所屬的年代,更無法確認它是否真實存在。

  不過,這部離奇古怪的《山海經}確實浸透著謎。朋友們,你有興趣去解開它的謎底嗎?有時間讀一讀這部古籍,你可能會獲益匪淺的。

  山海經的來龍去脈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九州大地社會激盪、思想迸發、文化沉浮,其壯麗詭秘之場景在華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饒有趣味而又難解之謎;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謎,它們分別是無價文化之寶周室圖書檔案典籍失蹤之謎、大思想家《道德經》作者老子辭周退隱之謎、世界奇書《山海經》作者或編輯者之謎。種種跡象表明,這三大文化之謎是有著內在聯繫的,讓我們從《山海經》談起吧。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遠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專著,它記述著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這種生存與發展所憑依的自然生態環境。自古相傳《山海經》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聖王,伯益是當時的山林環境大臣。近代多數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於一時,其成書年代或謂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謂在秦漢之際,亦有相信其資料源於帝禹時代者。至於《山海經》的作者更是眾說紛紜,或謂楚人,或謂中原人,或謂「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說又有兩種觀點,一說為周人,一說為齊人;而「海外人士」則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倫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國神話研究和山海經》一文中說:「《山海經》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經多人寫成的一部古書,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茅盾先生在《神話研究》一書中稱:「《五藏山經》大概是東周之書,理由是:綜觀《五藏山經》記載,是以洛陽為中心,其言涇渭諸水流域即雍州東部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諸山,較為詳密,洛陽附近諸山最詳,東方南方東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觀地說,《山海經·中山經》詳盡記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楚地有著真切的瞭解;與此同時,《山海經·西山經》則詳盡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裡的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周地亦有著真實的瞭解。此外,由於《山海經》的篇目名稱和結構內容,與齊國學者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學術思想及其《終始》、《大聖》等著作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因此亦有學者認為《山海經》成書與鄒衍學派關係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周時期,周與楚實為並存的王朝。在東周列國中,除了周人稱王之外,唯有楚王問鼎並自稱為王。事實上,楚與周(包括中原各諸侯國)長期為敵對方,雙方時有征伐;一般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大可能有學術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風情的。但是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事情是這樣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後,周王室在繼位問題上發生內戰,王子朝(庶長子)佔據王城(洛陽)數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為周敬王)避居澤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晉頃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復位(此舉得到中原過諸侯國的響應),王子朝遂攜周室典籍(應當還有大量周王室的青銅禮器)投奔楚國,此事被記錄入《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記》等書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員、世襲貴族,也有供職於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官吏和學者,而長期供職於周王室圖書館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於王子朝一行所攜帶的周室典籍,應當是相當珍貴的,它們應當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時代)的文獻、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誥命文件,或許還有各諸侯方國的奏章、報表等文書檔案資料。

  根據《呂氏春秋·先識》記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本周。」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圖書館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圖冊文物,另一方面也說明攜典籍投奔「有道之國」乃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而且也是圖書文獻管理官員的神聖職責。因此,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國將代周而興,那麼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繼承人(擁有王室檔案乃是擁有王權的必要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在王子朝佔據王城洛陽數年之間,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和學者當仍然恪守職所,這在客觀上等於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當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時,這些官吏或學者無論願意不願意恐怕只能與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際,恰逢楚平王死,楚國在繼位問題上也動盪不安。種種跡象表明,王子朝一行並沒有到達楚國都城,而是滯留在南陽西鄂一帶(今日河南省南陽市石橋鎮)。也就是說,王子朝很可能並沒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給楚國君臣,而是將它們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國現存史書中,既沒有記載楚國何時何地收到過這些周室典籍,也沒有明確記載這批這批珍貴文獻的下落,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無價之寶從此就神秘地失蹤了,而且歷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見它們的蹤影(或許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傳,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是周王室圖書館之典籍)。由於王子朝是有準備的帶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終懷著復位的期望;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將周室典籍秘藏起來了。

  為此,筆者在歷史探索小說《老子隱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設有如下情節:王子朝在攜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勸告,對外偽稱不慎失火將典籍燒燬以絕人念,暗地裡則化裝成商旅將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峽縣境內)。不過,《皇覽》記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陽西鄂,當地晁姓氏人自稱乃王子朝的後裔;此外,今日河南鎮平縣與內鄉縣之間有地名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後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區。

  據《左傳·定公五年》記載:「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事件發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點。筆者推測此事與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關,而王子朝以死拒絕交出典籍。與此同時,老子可能因參與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辭職隱居直至終老;事實上,周敬王在位長達44年(死於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間,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圖書檔案館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天道篇》記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若是《莊子》所言不虛,似可表明周敬王由於未能從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徵集圖書,以重建周王室圖書館。《莊子》書中認為老子與孔子觀點不同,故而拒絕了孔子的請求。應當承認,老子經歷周王室內亂後,其觀念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不過,老子之所以拒絕充當引薦人乃另有苦衷,其實他已經失去了這種資格,而且也不便公開活動(大約此後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關,留下五千言《道德經》,從此隱去)。

  筆者這裡之所以介紹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蹤,一是周室典籍失蹤之謎應當引起我國歷史文化界的足夠重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兩千五百年來,始終沒有一位學者認真提出這個問題),二是《山海經》的成書與上述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山海經》一書的作者(包括編輯翻譯改寫者),很可能正是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學者或其後裔。理由如下:

  1、從《山海經》的篇章結構來看,具有某種總體框架,當有一個寫作綱領或編輯方針,並有一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寫作班子。

  2、《山海經》中常跳躍出四言韻句,而《道德經》中亦經常使用四言韻句,此現象已被不少學者注意到。筆者懷疑四言韻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師的一種常用修辭方法,並被周朝史官所承襲,此點《尚書》亦可為證。因此,《山海經》的編寫者當系追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師和學者)或其後裔。

  3、《山海經》中的《西山經》、《中山經》內容特別詳實準確,表明編寫者同時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的特長。

  4、《山海經》中的大量內容,當源自周王室圖書館收藏的典籍資料,其中不乏前朝歷史檔案記載的上古歷史傳說,以及各地諸侯國的報表文書和采自民間的神話故事(遠古神話傳說乃是歷史信息的載體,參見筆者所著《追尋遠古的信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資料其他人是難得一見的,但卻是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後裔耳熟能詳的。

  5、老子的《道德經》,在當時堪稱長篇巨著,但卻極為仔細地隱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對比之下,《山海經》也極為謹慎地迴避任何與現實有特定關係的事件,當亦有其苦心。或許,《道德經》之隱與《山海經》之隱,都出於同樣的原因,即它們的作者或編寫者出於某種現實的考慮而竭力想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經》的作者或編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那麼他們確實有理由隱瞞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頗有點「裡外不是人」的難處,因此他們也不願意對現實發表意見,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獻的整理編輯上。與此同時,編寫《山海經》這樣的大部頭著作,需要編寫者有著充裕的時間、充足的財力,並且沒有或少有世俗雜務的干擾;顯然,這樣的條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後裔所充分具有的,而這種工作也成為他們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樂趣。

  6、相傳孔子50歲才讀到《周易》一書,時在公元前501年。對此我們有了新的解釋,即《周易》等書原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讀不到的;但是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原來秘藏的《周易》等書才逐漸流傳出來。這是因為,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財富來源,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謀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編輯、抄寫、撰著並出售各種典籍圖書資料(珍貴的原版圖書應當早已秘藏起來,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圖書流散於世的情況)。據此,筆者有理由認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開創了中國的圖書出版業,而大量周室典籍的傳抄流行又促進了教育特別是私學的興起,而私學的興盛又促成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學術繁榮(正如敦煌藏書的外傳促成了敦煌學的興起一樣)。事實上,老子撰寫的《道德經》一書,應當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個人撰寫的並闡述個人見解的著作;而所謂孔子刪定《詩》、《書》云云,則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並將它們重新整理成冊(過去學者均誤以為孔子從所有周室典籍中選出了一部分內容編輯成冊)。

  7、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觀念,很可能得自於《山海經》,或得自於王子朝一行的後裔學者們(古代南陽地區的文化、學術發達,張衡、張仲景、晁錯等人才輩出,亦得益於此)。這是因為,大九州、小九州觀念含有以某地為中心的思想,然而齊國近海而不處於中原之中心,當時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後裔)才有著強烈的中央一統的觀念。

  8、《山海經》一書既洋溢著中央四方、天下一統的觀念,同時又處處流露出對自得其樂、自給自足的家園小國的讚美和嚮往。對此,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仍然深深沉陷於回憶往昔美好歲月的記憶中,那時周王室雖然只有很小的直轄領地,但在名義是卻仍然是天下一統的宗主國,因而能夠過著體面尊嚴、富裕安寧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經》裡也嚮往著小國寡民式的理想社會。或許,王子朝及其後裔之所以編寫《山海經》,乃是失國後的一種感情寄托,以便在其中構築出自己的理想。

  9、事實上,《山海經》的內容既有官方性質,又有民間性質;既有中央意識,又能平等地對待遠方異國;既有明確的山川地貌的距離裡數,又記錄著各地的物產和風情。顯然,擁有上述資料(地理圖具有軍事價值,非常人可見),又能以平等的心態進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後裔莫屬。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學者,乃是《山海經》一書的編輯、整理、改寫者,而不是《山海經》一書的原作者。實際上,根據筆者對《山海經》長達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認為《山海經》一書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周代的《海內五經》四部古籍合輯而成的。有關論述可參閱筆者所著《山海經地理復原圖注》一書,以及其他相關的論文。

  不過,我們今天已很難一一分辨出《山海經》中究竟有哪些內容是傳自上古,哪些內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後裔學者所改寫或補充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後世其他學者又進行過改寫或補充)。例如,《山海經·中次十一經》記載豐山上:「有獸焉,其狀如猿,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其國有恐。神耕父處之,常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謂:「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由於王子朝避居西鄂,筆者頗懷疑上述記載與王子朝奔楚一事有關:1, 「雍和」乃吉祥之名稱,反言其「見則國有大恐」,當為「好人不得好報」之意,似在為王子朝伸冤;2,神「耕父」之名有勤勞為民之意,卻稱「見則其國為敗」,亦在記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3,所謂「有九鍾焉,是知霜鳴」,此九鍾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禮器,當系王子朝奔楚時帶走,其時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鳴」可能是當時政局將變的一種前兆現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懷疑銘刻在心。

  由於《山海經》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專著,具有極高的軍事和政治價值,因此必然要影響到它的流傳。筆者推測,《山海經》由王子朝一行的學者整理編輯成書後,被作為重要禮品送給了楚國(王子朝一行在楚國政治避難,當然要送給楚國君臣一些貴重禮物,其中應當包括典籍、禮器。事實上,今天在荊楚一帶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銅禮器,或亦與此有關),並長期只在楚國上層流傳,因此屈原有條件讀到《山海經》,並據此創作出千古絕唱的《天問》等詩篇。在此前後,秦國對楚國構成巨大威脅,為了安全起見《五藏山經》中有關秦國與楚國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內容被人有意刪去,這部分內容便成為失傳的中次一經,其地理方位大約在今日秦嶺南麓的漢水、丹水一帶(現存版本的中次一經原屬被次二經)。

  再以後,楚國被秦國所滅,《山海經》很可能與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於秦王朝圖書館內(在此之前,吳軍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獻典籍的轉移)。此後,劉邦率兵先入咸陽,秦王朝圖書館的大量文獻典籍被蕭何收取,並成為漢王朝圖書館的重要文獻資料來源;至此《山海經》一書才逐漸被漢代學者所知,可惜司馬遷在寫《史記》時由於不能很好地解讀《山海經》的內容而未能引用其資料信息。

  《山海經》一書成為顯學而為天下學者所知,是西漢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漢成帝河平三年),漢成帝為了擴充國家圖書館館藏,一面向天下徵求遺書,一面命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對各類古籍進行大規模的編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經》的編校工作。公元前5年,劉向之子劉歆(後更名為劉秀)子承父業繼續古籍整理工作;此後不久,劉秀便提交《上山海經表》,將原來流傳的三十二篇《山海經》,整理校定為十八篇的《山海經》,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版本《山海經》均源於此。事實上,《山海經》在漢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視,與劉向父子以及東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開,因為他們根據《山海經》的記載,解釋了許多遠方異國的異俗異物和出土文物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劉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經》原版,以及劉秀所依據的三十二篇《山海經》原版,均早已失傳。《山海經》在漢代中期流行一陣之後,,便重歸於寂寞。大約三百年後,東晉學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對《山海經》進行了全面的校訂和註釋,從此《山海經》一書又重新流傳於世,至今不衰。

  關於《山海經》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山海經》與《山海圖》的關係。我們今天看到的山海經圖,多為一幅幅線描的怪獸人神插圖,它們大體出自明代學者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附圖一卷)、清代學者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附圖五卷)、清代學者汪跋(替字)的《山海經存》(附圖三百餘幅)。此前,宋代畫家舒雅、南朝畫家張僧繇亦畫過山海經圖,可惜均失傳了;晉代名士陶淵明有詩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府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從他的詠山海經詩中可推測,其所見到的仍然屬於插圖性質,當與郭璞所見類似。

  至於劉向父子、東方朔、司馬遷等人是否見到過山海經圖則不得而知。由於《山海經》的許多文字都具有「看圖說話」的性質,因此不少學者相信《山海經》乃是對《山海圖》的文字說明,而《山海圖》最初是被大禹鑄在九鼎之上的,後來部分圖又被畫在楚國祠堂的牆壁上,並不斷出現在漢代的石刻畫像裡。

  應當說明的是,具有「看圖說話」性質的山海經圖屬於自然地理圖和人文地理圖,因為它們有著地理方位信息的內涵,因此與後世的山海經插圖性質完全不同。筆者推測,最早的《山海圖》應當圖文並茂,其上既有圖形圖畫,也有文字,還有大量圖畫式的文字(或許類似東巴文字,以及某些巖畫、陶畫圖案)。其實,漢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圖畫;而我們祖先在發明並廣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經歷過一個相當長的用圖畫記錄信息的時期(配合以神話傳說)。事實上,遠古有關八卦圖、河圖、洛書、白澤圖的傳說,其實質都是用圖畫記事,其中河圖、洛書屬於自然地理圖,白澤圖則屬於人文地理圖。

  遺憾的是,我國遠古時代的自然地理圖和人文地理圖均失傳了;但是,《山海經》卻奇跡般地流傳至今。根據筆者的研究,《山海經·五藏山經》是帝禹時代(公元前2200年前)所進行的國土資源普查的考察報告,當時所繪地圖即早已失傳的《山海圖》。為了再現《山海圖》,筆者與畫家孫曉琴女士合作,自1995年起陸續繪有350幅白描暨水彩山海經神異圖(崑崙出版社出版)、上百幅國畫山海經神異圖、數十幅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和山海經遠古部落文明圖組畫,並於1999年9月9日創作出巨畫《帝禹山河圖》,畫高5·4米、寬7·8米,將《五藏山經》記述的447座山,以及相關的水系258處、地望348 處、礦物673處、植物525處、動物473處(其中許多神異動物實際上是由人裝扮的)和人文活動場景95處全部繪出,顯然這是數千年來的首創,具有極高的科學、藝術、收藏價值,亦可告慰帝禹在天之靈。

  事實上,《山海經》是記錄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起源與發展的最珍貴的歷史典籍之一,它是一種與金字塔、兵馬俑同樣重要同樣有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這正是筆者要歷時二十餘年探索山海經來龍去脈的原因,那是來自遠古的信息,我們有必要傾聽傾聽再傾聽,只有這樣人類的生存經驗才能延續下去。

  《山海經》為最古老全球地理書

  1979年起,因研究中國古書中的UFO記錄所需,曾購買並閱讀不少歷史、神話、考古等類書籍,對上古史及神話產生濃厚興趣,於是投入很多時間專研古書,一股莫名的「尋史情懷」油然而生。其中以《山海經》一書給我很大的疑問,因為學界都認為山海經是神話,可是,我深入研究後發現真相並非如此,因為《山海經》自殷商至戰國成書以來,以至於明朝胡應麟之前,都被視為「實用地理書」,胡氏以一己之見視其為古今語怪之書,後人便以神話大全看待《山海經》,我認為此為後世學界的大謬,至今也是如此。

  不久又讀到《中國人發現美洲》一書,激起還原「世界上古地史」的雄心大志,但自己並非學歷史出身者,此念頭實在不自量力。1986年,我認真的研究,並依書中記載自繪地圖,畫出了超過古代中國版圖的山海經地圖,當時直覺就認定《山海經》不僅是最古老之中國地理書,亦是最古老全球地理書,因為其描述內容廣至全球。

  我深深認為該書不僅描述美洲、亞洲、歐洲三洲之山脈、河流(流向)、礦物、動物、植物,更描述上古風俗民情以及信仰崇拜,並不是現代學者通認的「神話」而已。結果,我在文獻中得知美國易經考古學會曾於70年代,在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台灣等地展出1972年在亞利桑那州出土的許多零碎陶片,其中一件已有7000年歷史的古印第安人彩,其上刻劃有易經文字。美籍華裔考古學家洪天水經過數十年考證,加上在聖地亞哥又出土破片,發現有9個符號與中國半坡文化使用的表意符號完全相同,經過比對113個標本,又將符號表意內容與中國古籍和易經印證,發現這些彩應是中國人自上古半坡氏族移居美洲的一個明證。

  再加上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類考古學教授,根據對9000名哥倫布以前美洲印第安人、阿留申人和愛斯基摩人牙齒及骨骼的檢查,作出美洲先民於2萬年前來自中國北方的結論,他認為來自中國的移民可能分三批,一批是經由白令海峽陸橋的南緣移來,美國西北部的那狄恩印第安人則經由陸橋北緣從西伯利亞大叢林來到美洲,另一批為遠洋渡海而來。

  地球科學已證實白令海峽原本是連接亞洲和美洲大陸,此陸橋因14000年前巨大的冰河溶解,海平面上升而淹沒。而10年前,一些歐美學者經過考證認為,約在3000年前,即殷商末年,一批中國人就已來到墨西哥,由於在秘魯出土的一尊奇特女神銅像,雙手提著銅牌,其上鑄有「武當山」三個南北朝時的漢字;在墨西哥又發現一方「大齊田人之墓」的墓碑,考證為戰國或秦末從山東半島橫渡大洋來到美洲的田齊人埋骨遺跡。

  美國聖地亞哥大學博士針對在加州海岸外發現的古石錨及11塊大石塊做研究,認為是早期中國人橫渡太平洋的證據,因為對照古文物和實物,以及美國科學機構鑒定,認定此石錨巖質「不存在於北美洲太平洋巖岸,而同南中國海岸地區所產灰巖一樣」,應為5只石錨及其附具。

  有了這些美國學界的考古發現,提高了我對人類上古活動研究的興趣,也更加認定《山海經》是世界地理書,十多年來一直無法忘懷此觀念。近年研讀上古史,知中國人海上航行,始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大陸東海之濱已有7000年前的船槳出土,證明了此點的可能性。

  而考古學上已知殷商時代已使用青銅器具,且有能力將獨木舟改良為穩定性強、載量大的木板船。研讀古書知武王伐紂時,數千兵馬僅用47只船,一日之間橫渡黃河孟津。《史記˙周本紀》中的記載已反映了武王所乘船隻之大、船行之速、吃水之深的盛況。

  因此,個人思考「殷人東渡」可能選擇當時最合理的沿海島東航的「阿留申群島」航線,因為此海路不僅比陸路(白令海峽陸橋)方便,且殷人素習航海,當時已知用風帆為動力,更有掌握航向的舵槳,且我研究古代天文學,知殷人天文學已能測得新星,也有早期天文導航術,更由美洲沉錨判斷,殷商時已有能載百人以上的大船,此類種種均使我堅信我想法的正確性。

  但為何殷人要遠洋東渡?因為在周武王伐紂之前,商紂王曾把大軍留駐於被征服的「人方」 (今山東省),商朝滅亡時,大批殷人逃向海外,也就成為很正常之事。而且由山東半島出航,東渡日本,沿日本列島之東向北,過千島群島、阿留申群島,再沿亞洲美洲連接處的白令海峽陸橋,過阿拉斯加前行,南下美洲西岸的加拿大、美國,駛抵墨西哥,再下到南美洲秘魯。

  此路線沿途有陸地島嶼,有魚、禽、果可供食用,又有黑潮暖流,常年順風順水,木船航行毫無困難。後世航海學者及造船學者也多次以木船實驗,證實此點。因此,個人對上古殷人移民美洲之事件極感興趣。

  1981年讀到《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知東漢明帝時王景治水,明帝賜以《山海經》等書,可見當時看《山海經》為實用地理書,而自《漢書》至《舊唐書》之間近900年,觀念沒改變,甚至到明朝亦是如此。然而到胡應麟《少室山房筆錄》以其個人所見認為《山海經》為古今語怪之書,將傳統數千年視《山海經》為地理書之觀念開始扭曲,至清代修《四庫全書》,將《山海經》放在「子部小說家類」,從此《山海經》就被後世之人視為神怪(神話)書。

  我覺得很奇怪,一部流傳數千年的地理書,在明朝被一位學者以一己之見扭曲為神怪書,後世學者不僅不去還原《山海經》的原貌,進行地理志的研究,當今若干學者竟附從沿襲扭曲觀點,大作山海經神話及神怪文章,何能稱為史實研究?

  有此種「義憤」思想,再加上殷人出洋的考古發現,使我在10年前結合此二種思維,便深入研究《山海經》,並一一依經文畫出上古地圖,用現代精密地圖對照,總歸言之,〈東山經〉談的是自阿拉斯加、加拿大、北美到南美洲的西岸地理;〈南山經〉為亞洲中南半島地理;〈海外南經〉及〈海內南經〉已描述到中東的紅海;〈大荒南經〉描述到孟加拉國灣;〈西山經〉描述華北地理;〈海外西經〉及〈海內西經〉描述中亞地理;〈大荒西經〉描述遠及地中海。

  因此研究《山海經》可以知曉上古時代的全球地理、航海技術、風土民情等,若和現代地理做比較,正符合目前「地球村」觀念之推展,以古鑒今,值得當今世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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